“金牌大国”≠“体育大国” 国民健康任重道远

　　有多少人观众记得雅典奥运会闭幕式第一位登台歌手唱的第一句歌词：“神啊，赐给我们健康吧！”

　　我们不能不佩服雅典能如此直指人心，能如此开宗明义，并用那么简约的方式把奥运会闭幕式营造得如此清新健康。

　　是的，今天的中国人还不至于笨到这个地步，他们大都知道这只是一种符合希腊民族传统的表达方式。神并不能赐给我们健康，奥运会的金牌也不能。谁能？

　　在“金牌大国”的形象已经确立之后，中国依然不是体育大国，这并不需要多么复杂的论证。虽然强调“国民健康”并不等于无条件地全然否定奥运金牌的价值，但中国的竞技体育的高昂激调，却有意无意地遮蔽了国民身心健康这个事实上日益严重的问题。

　　我们先来看看一组数字。

　　1996年，国家体委(体育总局前身)获得30亿财政拨款。猜猜看，负责大众健身的部门群体司分得了多少经费？180万元，仅占万分之六。所以当年“群体司”有个外号，叫“穷体司”。从这数字的对比来看，大众健康在体委决策者心目中占什么分量一清二楚。

　　国家财政对体育管理部门的投入据悉现在增加到50亿，那么“穷(群)体司”得到的分配比例是否有所提高呢？不清楚。不过清楚的倒是由于体育彩票的发行，过去的“穷体司”摇身一变成了“富体司”；不过“富体司”现在富到了什么程度，不清楚。

　　彩票收益有多少用在了大众健身方面，还找不到相关的报告和数字。我们知道的是，西安体彩案已经严重损害了国家的信誉。而且我们还知道，此前此后，都出现过与体彩有关的丑闻。

　　金牌，是可以看得见的，一块金牌的成本是可以计算出来的。但国民的健康呢？它是非常难计算的。

　　但再难计算还是要计算。

　　有人统计过：现在中国各类体育场馆的数量超过60万个，全国人均体育场地近1平方米。大约2200人拥有一个体育场馆。乍看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成就。但实际情况如何呢？中国的体育场馆，67%为教育部门所有，25%为体委等系统所有。这些体育设施，系统外的中国人是极难享受到的。

　　几十年来，无数国民沉淀在这些体育场馆上的贡献，似乎已经灰飞烟灭了。

　　1996年，在媒体对举国体制的质疑和国民健身缺乏场馆的呼声中，前任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倒是有过这样一个公开表示：下个死命令，打开体育场馆大门，让国民进来健身。8年过去了，中国有几家体委所有的体育场馆向公众打开了大门呢？不知道。

　　或许有人要说，体育部门只拥有全部场馆的25%，所以它充其量只能承担25%的国民健康的责任吧。没错，我并不是要仅仅揪住国家体育总局不放。有问题的地方多了，比如年纪在三十以上、有过机关国企工作经历的想必都还有印象，那时哪个机关企业没有篮球场、乒乓室一类体育设施呢？现在再去寻觅一下吧，看看还有万分之几幸存？大多数都消失了，为什么消失了呢？

　　下面该说说学校了。教育部门竟然拥有全部体育场馆的67%，这让我很感意外。

　　在体育场馆稀缺的时代，我不主张和孩子们争场馆，他们拥有场馆多一些，不是坏事。但十分费解的是，我的孩子读小学时换过两所学校，这两所学校的室外空间都非常狭小，以至他们学校必须实行下课后各班级轮流到室外活动的做法。学生全体到室外伸胳膊伸腿的地方都不够，还怎么进行体育活动？这还是在北京，还是在朝阳区。其他的城市如何，想都不敢想。

　　那么，统计数字上那么多属于教育系统的体育场场馆在哪里呢？不知道。

　　在我看来，与国民健康密切相关的体育场馆施设，它的使用情况等等，都应该属于重要的国情范畴，而且相关的职能机构应该定期向国民报告。然而，这方面的情况从来都是语焉不详。

　　我们应该感谢在这个社会中还有这样一些人在关注着国民健康，他们为我们了解国民健康状况，付出了很大努力。

　　2004年5月22日，第七届北京科博会养生保健科技发展高峰会在北京举行。中国免疫研究中心主任、海军总医院副院长冯理达列举大量数据提醒中国人：

　　一、六成中年人存在健康问题

　　我国居民40岁后体能明显下降，六成中年人存在健康问题，主要表现为血压升高、肺活量下降。心脏病在我国至少“年轻”了15岁。目前心血管疾病是全国死亡人口最主要的死因。

　　上海市社科院最新公布的“知识分子健康调查结果”显示，科技人员平均死亡年龄为67岁，较城市职业人群早逝3.26岁，其中15.6%的科技人员逝于35～54岁。

　　从居民体重的情况看，城市居民体重严重超重者平均已达14.9%，体重变化使得人们的生活模式和人体机能模式发生变化。

　　二、老年人人均患有2-3种疾病

　　我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口2000年已超过1.2亿，占总人口的10.2%。调查表明，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慢性病患病率是全人群的4.2倍，人均患有2～3种疾病。

　　三、儿童肥胖症激增，近视眼比比皆是

　　我国患有近视眼的人数有3亿人，占总人口的33.6%，其中病理性近视约2000万人。学生近视眼发病率明显上升，接近60%，居世界第二位，人数居世界之首。其中，中小学生近视率已达34.6%，高中生达70%；因近视致盲人数达30万。

　　统计数字显示，全国肥胖儿童在10年间增长了5～7倍，儿童中患肥胖症的占12.6%。北京市儿童肥胖率由1990年的3%上升到2000年的13.8%，80%的肥胖儿童成人后依然肥胖。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不再是成人的专利。

　　此外，从近年的报道中，我们还知道，中国有1.2亿乙肝病人；血吸虫病、肺结核病大面积死灰复燃；艾滋病也没有因为地方官的脸面而放慢蔓延速度。

　　2003年，非典引起的全国性恐慌，终于第一次让全国了解到我们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的脆弱。国民的健康意识和卫生安全责任感，一时也被唤醒。

　　2004年3月22日，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年会上表示，到2015年，中国国民健康主要指标将达到或接近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

　　我们能达到这个目标吗？

　　连拥有全国67%的体育场馆的教育系统下面的学生的身体状况都在加速恶化，凭什么敢说能达到这个预期目标？

　　中国的小学生长年以来饱受书包重达七八斤，家庭作业多到晚上十几点钟都做不完的摧残，教育部门又该承担什么责任？

　　从今年的一系列迹象看，中国的高层显然意识到了国民健康问题的严重性。今年两会期间，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前所未有地使用了长达一页的篇幅，对中国的医疗卫生问题进行阐述。

　　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科院院士、病理学家韩启德则在今年7月建议，应进一步把“保障国民健康”放在优先地位考虑。他还证实，中国政府已有进一步增加此项投入的打算。

　　8月29日，就在雅典奥运会结束之日，教育部长周济在上海举行的全国高等学校体育工作座谈会上表示，大学生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思想，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并要求强制实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建立学生体质健康检测咨询中心，定期组织学生测试。

　　这意味着大学生体能测试不过关，不能毕业。

　　与周济讲话同一天，体育总局的局长袁伟民表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属于体育强国，不应仅仅看竞技体育的成绩，还应参考国民身体素质、运动场所多少、民众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及广度等指标。

　　说得好。那么要问，既然体育总局在理论上身兼提高竞技运动水平和保障大众健康的双重责任，对国民健康状况又了解多少？对国民面对的体育场馆的稀缺程度又了解多少？对民众参与的热情和广度又了解多少？是不是也应该正视这样的问题：体育总局在既有的体制之内，将财政投入分配使用时存在着畸轻畸重？既然体育总局的“穷(群)体司”因为彩票收入成了“富体司”，这个司在推动国民健康工作方面都做了哪些工作，做得如何？是不是也应该让国民了解得很清楚？

　　这些问题有待回答，但至少不应该在谈论中国是不是竞技强国(金牌大国)的时候，运用“体育大国”、“体育强国”这类语义不清晰的概念吧？

　　中国是体育大国吗？

　　中国国民的实际健康状况已经给出了否定答案，金牌的数量在这里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中国为什么不是体育大国，中国国民健康状况的不理想状态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赖于一个严肃的国情调查来回答，要使职能部门真正负起责任来。

　　不要忘了发展体育运动的最基础也最根本的目的是增进国民的健康。

　　雅典奥运会结束了，它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忆的场景。闭幕式那句明白的歌词就是其一。

　　新民谣云：什么都可以没有，不能没有钱；什么都可以有，不能有病。

　　中国的民间也并不缺乏同样的智慧，再多的金牌也不会冲淡这种智慧，因为它来自每一个个体都会有的痛切体验。

　　金牌已经瓜分完毕，激动过了，兴奋过了，袁伟民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是金牌大国，不是体育大国，那么，“国民健康”问题是不是该提上议事日程了？

　　摘编：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