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建国医院调查：假药滥广告神的“医疗超市”

　　 为假医生、假医疗专家搭台唱戏，是当前某些具有合法身份的医院为牟取暴利而采用的不法寻租手段。

　　 这类医院就像一个医疗超市，科室相当于摊位，医生则是摊主。在这个利益链中，医院把科室交给摊主经营，收取一定的费用；摊主则通过租用医院的科室，披上合法行医的外衣，牟取更大的利益。而在这个牢不可破的利益链的末端，受损害的往往是患者。

　　 北京建国医院正是这样一家“医疗超市”。

　　早上，医院对面的马路上，患者的汽车已排成行。

　　 患者之疑

　　 8月27日下午四时，王进军在妻子的搀扶下一瘸一拐地走出北京市建国医院，满脸怒气。王进军患的是痔疮，看了建国医院的广告，慕名求医，并于8月23日在该院肛肠科做了手术。但是，王进军并没有像院方承诺的那样，一次痊愈。反而在出院后患处疼痛难忍，不得不来复诊。然而，让王进军更加气愤的是，那位姓林的医生竟然又给他开了1000多元的药，王进军借口带的钱不够，怎么都不肯买药。原因在于，王进军最初打电话咨询时，正是这位姓林的医生接的电话，回答说600多元就能治好病。到了做手术的时候，治疗费用变成了819元不说，林医生还为王进军开了三天的西药，价值1209元，这次手术共计花了2000多元。为此，王进军认为自己受到了建国医院的欺骗。

　　 为证明王进军的疑虑，记者带着王进军偷偷保留下来的处方，到一家军队医院重新划价，结果价值1209元的药费在这里仅用800元左右，这还不算其中一种并非必用、但价格昂贵的消炎药。

　　 与王进军相比，北京通州区的曹先生则幸运得多。曹先生是乙肝患者，受北京建国医院“2004年国际肝病治疗新成果临床推广会”广告的吸引，前往就诊。然而，一听药价就把他吓了一跳，曹先生说：“那位姓裴的专家说像我这种情况，治疗一个疗程要3000多元，而且几个疗程肯定可以治愈。但是我在别的大医院诊断，医生明确告诉我这病治不好，而且一个疗程也用不了这么多钱。”

　　 于是，心存疑虑的曹先生便借口身上带钱不多，不愿买药。没想到那位姓裴的医生直接告诉他，身上有多少钱，就可以开多少药。“当时我一下子想起了‘新兴医院’。”曹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为澄清事实，记者针对患者反映强烈的专家、药品、医疗广告等问题，对北京建国医院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这些问题均有不同程度的存在。

　　 名医之虚

　　 在北京建国医院进行的宣传中，各类专家是其用以吸引患者的金字招牌。该院互联网主页的专家宣传栏里，这样介绍杨一明：主任医师，教授，被国际华夏医学会授予“国际名医”称号，荣获中国中医药学会颁发的“治疗皮肤病金杯奖”，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委员、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委员、国家基因工程研究小组成员，北京建国中医研究院皮肤病治疗中心主任。

　　 让人惊讶的是，在一家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医疑难病研究中心”的专家介绍中，杨一明赫然在列，用语几乎一字不差，只是职务变成了该研究中心的主任。

　　 记者电话联系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医疗局，有关工作人员回答：“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医疑难病研究中心”。

　　 一个非法医疗机构的“专家”，是怎么变成建国医院皮肤病治疗中心主任的？

　　 于淑芬，在建国医院肾病专科的网页上对其这样介绍：“于主任出生于中医世家，早年毕业于北京中医学院。1977年以优异的成绩在中日中医研究生班毕业。历任北京中医学会肾病学会理事，中日友谊医院中医主任医师，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1977年———1988年被派遣到日本东京大学附属医院帮助工作，并被聘为日本东京大学客座教授，一直从事肾病的治疗与研究，用药巧妙，经验丰富。她研制的‘神草益肾汤’对急慢性肾炎、慢性肾功能衰竭及各种肾病有独特的治疗效果，屡次获奖。于主任在中医界拥有相当高的威望，由于她贡献突出，享受国务院的特殊津贴。”还称于“被英国皇家医院称为‘缔造新肾脏的天主’”。事实真的如此吗？

　　 抱着疑惑，记者进行了深入调查。发现所谓的“中日友谊医院”根本不存在。而与该院名称相似的“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友谊医院”，均没有于淑芬这名“中医主任医师”。接着，记者又向北京中医药大学查询，答复“没有此人”。

　　 然而，北京建国医院“缔造”的专家又何止于淑芬一个。

　　 魏建平，建国医院肿瘤科主任。据称，“国家肿瘤研究基金会理事，著名的肿瘤专家魏建平教授，15岁与舅父学习中医、毕业于河北中医学院，从事中西医结合专业30来年。”然而，其公布于肿瘤专科网页上的毕业证书上，“参加高等教育专业专科自学考试，成绩全部合格准予毕业”的字样却依稀可辨。问题还不止这些，记者经过调查，发现魏建平的另一身份是健德医院医生、痛风科主任。记者从北京市医疗保险实务管理中心发布于2001年9月18日的一份公告中了解到，健德医院的前身是北京第七城市建设工程公司医院。

　　案例之假

　　 在北京建国医院肾病专科的“经典案例”中，病例二这样描述：

　　 协和医院某科主任周明先生，今年54岁，1993年7月发现患有晚期尿毒症，并伴有心衰。当时的周明面色苍白、恶心呕吐、化验显示：肌酐19mg/dl，尿素氮126mg/dl，尿蛋白“＋＋＋”，血蛋白8g。他因不愿接受透析的治疗，经同学介绍找到于主任那里接受中医治疗。根据周明的病情，于主任选用“神草益肾汤”系列药物，分别以口服和足浴的用药途径为周明治疗，仅三天工夫，周明的恶心消失，肌酐、尿素氮迅速下降，一个月工夫，周明病情明显好转出院，经一年治疗就可以上班工作了。

　　 8月20日，记者据此先后电话采访了协和医院办公室和人事处，办公室人员回答“好像没听说过有周明这人，你再问问人事处。”人事处一位女士则明确答复：“肯定没（周明）这人”。

　　 8月31日下午，记者对建国医院进行了暗访。在该院二楼的一间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一位自称就是于淑芬的中年妇女。在确认了于淑芬的身份后，记者声称有一名亲戚的患病症状和该院“治愈”的“患者周明”相似，想了解一下“周明”的现状如何，于淑芬回答：“以前常有联系，这几年没有联系。”记者又问：“那他是治愈了吗？”于回答：“是。”

　　 虚构的患者并非个例。在北京建国医院骨病治疗中心的“经典案例”中，有一份据称摘自《人民日报》、《中国老年报》的“患者来信”，作为该院神奇疗效的佐证。然而，记者查阅了1980年以来的《人民日报》，均未发现该信。并且，稍加留心便可发现，在这些所谓的“经典案例”中，有很多“国际友人”，因此，本报难以一一查证。

　　假药之滥

　　 记者在暗访中发现，北京建国医院炮制假药，吸引、欺骗患者的手段之多，也令人叹为观止。

　　 北京建国医院肾病专科的网页上称，由于淑芬研制的“神草益肾汤”，曾获得世界卫生组织金奖，被美国肾病专家科尔教授称为“肾病患者生命的天使”。该院在广告宣传中大力鼓吹的此类药物还有皮肤病科的“祛白灵”、“消银灵”，神经外科的全国独家生产的国家发明专利新药“活血镇痛面正康”、“苓龙康乐汤”，肿瘤科的“本草逆转汤”系列组方，糖尿病科的“强肾降糖胶囊”，痛风专科的“痛风灵”等。

　　 然而，记者从北京市药监局了解到，该局从来未批准过北京建国医院“任何医疗机构制剂”。另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不得在市场上销售或者变相销售，不得发布医疗机构制剂广告。

　　 不仅如此，北京建国医院用于治疗“红斑狼疮”、自称批准文号为国药准字Z22025430的“狼疮丸”，经向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查询，证实是一种假药。被该院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最新科研成果”的“薄芝丸”，其实是扬州天康药业有限公司生产的。而该院宣称由自己研制的治疗高血压新药“菊明降压丸”［国药准字Z21021098］，则是由盘锦恒昌隆药业有限公司生产。

　　 据知情人士介绍，北京建国医院用的很多药，市面上很少能见到，一般正规医院也没有，为的就是让患者乖乖花钱，至于疗效是有一点，但不像他们吹得那样神。

　　 为了求证真伪，记者拿着由患者从北京建国医院购买、用于治疗肝病的“复方木鸡丸”，到北京市金象、同仁堂、嘉世堂、医保全新等四大连锁药店咨询，均被告知无此药出售。

　　 广告之神

　　 在北京建国医院的互联网主页上，这样介绍：北京市建国中医肿瘤医院是以中医治疗为主的综合性医院，院内汇集了众多的国内著名中医专家……研制出系列抗癌药，治疗各种癌症，疗效显著，受到中国卫生部门和世界医学界关注……医院有老、中、青相结合的治癌科研小组，研究中西医结合治疗各种疑难病症和癌症。

　　 既要如此包装自己，当然少不了广告宣传。

　　 2004年9月，全国第一家面向企业和公众的专业性市场调查研究网站www.3see.com公布了“2004年7月份全国医疗服务机构广告主报刊广告费用排名”，北京建国医院高居首位。而在此前公布的4月、5月、6月三个月份的该项排名，北京建国医院也当仁不让的占据榜首。

　　 那么，问题多多的北京建国医院，又是怎么把广告做出来的呢？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以“北京建国医院神经外科治疗中心”为例，其在网页上挂出的“北京市医疗广告证明”中，“诊疗科目”一栏里登记的却是“内科”，并且，登记的从业医师分别为张雪英和娄启华，而不是“成功的治愈了数万例面肌痉挛、三叉神经痛、面瘫患者”的该院神经外科专家。经过这样偷梁换柱，神经外科便冠冕堂皇地广而告之起来。

　　 日前，国家工商总局在《关于规范医疗广告活动，加强医疗广告监管的通知》中规定，治疗性病、牛皮癣、艾滋病、癌症、癫痫、乙型肝炎、白癜风、红斑狼疮等8类疾病的医疗广告暂不准发布。然而，截至记者发稿时，北京建国医院在网站上所做的广告宣传仍涉及到其中5类疾病。

　　监管之忧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北京建国医院的问题也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面对这一切，我们不禁产生疑问，有关监管部门尽到责任了吗？

　　 为了解北京建国医院的其他相关信息，及其主管部门对其进行的有效监管情况，记者先后两次去北京市朝阳区卫生局采访，均被办公室一位副主任以“主管领导不在，要请示后再答复”为由推拖，当问到领导何时回来，又说“那还不知道”。而这两次采访时隔几近一周。记者要求找有关部门做咨询，也被这位副主任以种种借口婉拒。最后，记者的坚持换来的结果是，9月7日上午，这位副主任答复“近日要迎接上级检查，无法接受采访。”

　　 尽管北京建国医院所涉及的种种问题触目惊心，但是，目前这家医院依然门庭若市，前来求医问诊的患者络绎不绝。

　　 由于北京建国医院还涉及到药品、医疗广告等问题，卫生部门如何加强与药监、工商等部门的沟通与合作显得尤为重要。

　　 一位患者告诉记者，他曾经到药监部门投诉北京建国医院的药品问题，也有答复，但对于一家医院所产生的问题，不管是卫生还是药监部门，如果不形成合力进行彻查，问题就依然会存在，因为“大环境”没变。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北京建国医院的问题并非个案，而具有较强的普遍性，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存在。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铲除北京建国医院问题产生的土壤，远比查处它重要。

（据中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