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一个“乙肝村”的现实和期盼

父母都是乙肝，吕文静(后)从出生就加入了这个队伍。这导致她只剩了表姐一个玩伴。

何红美展示自己的诊断书，她患有乙肝和血吸虫病

　　这是一个乙肝肆虐的村庄，出生在此地的李昌平为此在新书《我向百姓说实话》中发出呼吁：“救救我的乡亲，我愿意用一生偿还！”

　　中央领导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关注让“乙肝村”看见了希望，但一切美好的设想和计划还有待踏踏实实地贯彻。

　　乙肝：令人痛心的“兴旺”

　　从湖北省监利县城出发，一番颠簸之后，弃车从舟，小船沿洪湖边最大的人工河道螺山干渠逶迤前行。

　　让人惊讶的是，兴旺村周围几乎没有别的广告，映入眼帘最多的是电线杆上、墙壁上血红大字的乙肝治疗广告——某某护肝片、著名专家乙肝大会诊……一切都在提示，这里是乙肝肆虐的地方。

　　从1999年开始的三四年间，兴旺村已经先后有12个青壮年死于乙肝和肝癌。在兴旺村2组，全村235口人中只有劳动力113人，而死于肝病的人中，30—45岁的有6个；45—60岁的6人。

　　乙肝，已经成为兴旺村最大的威胁。

　　兴旺村是个主要依靠水路交通的闭塞村庄，在1949年以前，是洪湖的湖心。

　　几个墩台是湖中的小岛，在农业学大寨围湖造田后，这里慢慢蜕变为洪湖河网中最为低洼的人群聚居地。人为的改变，阻塞了原来畅通的河渠，兴旺村民，开始和鱼虾、鸡鸭等等一起，吃喝拉撒全在那几乎滞留不动的水中。

　　乙肝陆续夺去青壮年的生命，让人们感到生活环境有些不对劲。2003年春天，终于有媒体将农民的困境和恐惧传播到高层那里。

　　2003年春天，湖北省监利县兴旺村开天辟地的热闹，来自北京、湖北省、荆州市及县里的各路行政官员和技术官员抵达这里，对乙肝村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村主任、支书徐祖保感慨地说：村子的人命真的“关乎天”了！

　　随着一份国家领导人批示的文件的层层下达，被乙肝病毒严重困扰的村庄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尽管还有很多现实难题需要解决，但村民们还是感觉到越来越多的希望。

　　2003年5月23日，在中央领导及湖北省委、省政府领导的关注下，联合调查组出据了一份专家提供的调查报告。

　　根据湖北省疾控中心、湖北省中医学院以及荆州市、监利县有关单位专家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所公布的数据，在兴旺村总共检查的876人中，阳性(含表抗阳性、大、小三阳)40人，阳性率为4.56%；其中兴旺二组检查53户211人，有乙肝病史的家庭有21户。阳性率为10.86%。“与全国10%的平均带病毒率相当。”

　　报告说，兴旺村二组死亡的12人，主要是死于肝癌、肺癌和晚期肝腹水、肝硬化、急性黄疸性肝炎等。“这可能与当地饮用水水质恶劣等因素有关。”

　　但兴旺村的徐祖保主任和当地一位政府官员认为，真实情况比这份报告更严重。“一些有病的人根本不想暴露自己，早就跑了。”

　　按照当地官员和医疗工作者保守的估计，在乙肝传染严重的二组，乙肝带病率可能已经达到60%，或者更多。

　　一潭死水里的恶性循环

　　2004年1月7日凌晨6时，拥有1711口人的兴旺村还处在宁静之中，按照当地的习惯，早饭的时间在上午10时左右。

　　早上7时左右，兴旺村的宁静被嘎嘎叫的鸭子打破。300多户村民的几千只鸭子纷纷跳进水沟水塘里。

　　随后，村民们开始陆续起床，机船的马达声响起，在通往周河集镇的河道里，舢板和机船比肩而行，村民们大声地说着话。一天的日用品需要在这个时候去采购。

　　在笼子里下过蛋的鸭子们开始在水里拉屎。

　　此刻，村民们把积攒了一个晚上的屎尿也陆续从屋子里掂出来，倾倒到水港。当然，全村比孩子人数还多的狗的排泄物，也被人清到水里。

　　上午10时左右，家家户户炊烟袅袅。掌管家务的妇女们提着桶从水塘沟港里取水，在厨房里，浑浊的水直接舀进锅里，沸腾，煮饭。

　　自从兴旺村由湖心变成陆地之后，这种传统一直保留。

　　但是乙肝让农民对这样的习惯产生了强烈质疑：水到底是不是传染的途径？

　　“漂白粉、明矾这些东西，在我们这里哪会用得上！”村里一位大姐指着自己家屋后的水塘说，“我们就吃这水，直接吃！”

　　屋后的垃圾一直堆到水塘边，绵绵细雨中，门前污浊的水流到水塘内。

　　沟港中，一个挖掘船正挖淤泥，后面的水港一片浑浊，淤泥的臭味随着雨丝迎面吹来。

　　“我吃着这水就觉得臭！根本和外面的自来水不一样！”一位在长沙打工回到兴旺村二组、染着黄头发的小伙子说，“我已经不习惯这样的水了。”

　　兴旺村有一条水路与外界相连，这些沟港的水可以变为活水。但是由于兴旺村的地势比较低，螺山干渠(与兴旺村一堤之隔)的水位要在汛期上涨，为了防止倒灌，每年3月份的时候，与外界相连的水路的闸门就要关闭，一直关到10月份。在这段时间内，经过漫长炎热的夏季蒸焙，兴旺村已经处于一片死水中，“这段时间，水开始发绿，咕嘟咕嘟冒泡！”徐祖保说。

　　更让徐祖保难过的是，每到雨季，只要降雨100到200毫米，整个兴旺村就一片汪洋，死鱼、死牲畜、粪便、垃圾都迅速地从暗处漂到河道内，“一片白色！”他说。“可是还要吃。”

　　有些比较殷实的家庭，实在吃不下这里的水，自己建了压把井，井深约20米。

　　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从压把井流出的清澈的水竟然无法饮用，清水的含铜量很大，达不到饮用标准。

　　“上次联合调查组来二组的时候，揭开锅，里面的饭全是黑色！还不如吃脏水。”二组的村民只好放弃清澈的水，继续饮用沟港、水塘里的脏水。

　　湖北省卫生厅文件(鄂卫生文【2003】51号)报告说：兴旺村二组生产生活饮用水源老林长河上、中、下段以及农户压把井的5个饮水区域的CODcr化需氧量、氨氮和溶解氧均超标，兴旺村老林长河已不能作为集中式生活饮用水地表水源地。

　　兴旺村的“乙肝后遗症”

　　现实条件需要改善，而徐祖保更担忧的是“乙肝后遗症”。

　　徐祖保说，兴旺村就是因为乙肝而无法兴旺，农民生产发展的钱全部被乙肝夺去了！

　　兴旺村2002年人均收入800元，2003年仅仅有500元。

　　因为乙肝，兴旺村很多劳动力能力弱化，生产资金短缺，很多农户无法投入再生产；因为乙肝，兴旺村很多外出打工的人都被清退回来；因为乙肝，二组私人债务每户平均至少在2万元以上，合计在100万元之上。同时，二组村民还欠公家的钱数十万元。

　　兴旺村，目前欠政府债务170万元。

　　兴旺二组吕海平、吕遥平、吕黄平的母亲，四个儿子现在仅仅剩下黄平一个人，其他儿子都因肝病先后去世。吕黄平又有“大三阳”。现在她住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土质房子里。

　　老人根本没有生活来源，做些鳝鱼毫(注：逮鳝鱼的工具)卖，维持生活。“一个毫卖几毛钱吧。”

　　当她向人们展示自己的“作品”时，70多岁的老人家被泥地滑得四脚朝天倒在地上，村子的年轻人发出了轻轻的笑声。

　　老人没有回头，站起来，拍拍沾满泥土的屁股，眼泪一下子无声地流淌了满脸。

　　何红美的丈夫吕海平去世后，她惟一多起来的就是七八万元的债务和在监利县城上高中的儿子每年的学杂费。

　　对患有乙肝并越来越严重的她来说，生活下去的基础是什么，都不知道。

　　何红美在2002年，吃了700多元钱的药；2003年，没有吃过一片药。

　　2003年，何红美种了3亩水稻，收了2000斤稻谷，卖了1000斤谷，共计430元。

　　现在能支撑这个家的是远在珠海打工的大女儿、二女儿。大女儿从15岁就出去打工了，今年19岁，整整4年。

　　何红美说小儿子上高三一年需要9000元。她显然在夸大这种数据，她企图通过这种夸大的困苦，得到一些来自政府和好人的帮助。

　　吕神旺的妻子和儿子正在吃早饭，乙肝夺取丈夫33岁生命的时候，她才29岁，目前她又是血吸虫病患者。

　　在吕神旺家门的墙壁上，贴着A4纸的“乙肝防治知识问答”。“如果‘上面’早贴这个，村子里能有这么多病人吗？可惜神旺看不到了！”吕的遗孀叹口气说。

　　目前的兴旺村，最兴旺的地方是“李天庙”。庙内香火旺盛，村主任说，“我不想阻止他们，尽管我是无神论的共产党员。”

　　他解释说，村里人有钱治乙肝的时候，还能够支持一段时间，后来钱少了，就只好来烧香祷告了。

　　等待接续的资金链

　　2003年3月24日，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栏目就兴旺村乙肝得病率高的状况进行了报道，引起中央、湖北省的重视。中央、湖北组派联合调查组对兴旺村的乙肝状况进行调查，要求改善兴旺村的水环境，对兴旺村进行改水、改厕，并拨专门款项。

　　2004年初，记者在兴旺村看到了各级政府的公文和中央、湖北省高级官员的批文：省专家组建议：县乡各级政府应对类似兴旺村这样的贫困村制定优惠政策；有关部门要保证村民有厕所，有卫生清洁水；有关部门加强普及防病治病常识；健全三级预防保健网络……

　　2003年3月25日，中央电视台报道的第二天，监利县委书记杜在新主持召开现场会，专题研究兴旺村的情况。明确指出“确保年底前让村民吃上卫生放心水”。此外由财政支持，解决兴旺村行路难问题。

　　可是，截至2004年1月7日，兴旺村实现的目标是：82米深、花费4万元的深水井已经完成，但是配套资金不到位，兴旺村仍然没有喝到卫生水。

　　那口已经打好的井(82米，水质符合标准)建在兴旺小学教学点的一个角落里，被封着，上面连着水管，再没有其他配套设备，虽然现在可以从里面抽水出来，但是只能满足周围几户。村主任告诉我们，目前村里只拿到5万元的改水资金，其中4万元用来打井，“根本不够，还要建泡晒池、机房、水塔！”因为这项资金，徐祖保已经两次去省城，五次去市里，去县里不计其数。

　　如果村民喝到卫生水的所有资金30余万元不能到位的话，兴旺村只能望井兴叹。

　　改厕资金应该到位10万元，但是到了2004年初，仅仅到位5000元。

　　值得乐观的是，兴旺村已经有了一堆堆红砖。兴旺村二组，很多农户家的外面都可以看到散落的红色砖头和沙子——在一座正在兴建的厕所前，主人兴奋地告诉我们，政府出了钱后，他自己要贴点，在里边再建一个洗澡池，估计需要800元左右。“建好后，环境肯定会好很多！”

　　“很多材料钱和泥瓦匠的工钱都欠着，现在年关将近，谁还愿意欠钱！而且当初省上拨款是对整个兴旺村的，现在只能重点给二组了！”村主任说。

　　在二组一家较殷实的屋内，刚刚用白色瓷砖镶嵌好的厕所还有些潮湿，乳白的洗漱盆，蹲便器，主人花费了不少的资金。女主人笑着说，“就等来自来水了！”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县职能部门又落实了包括实物在内的1万元投入。村主任、支书徐祖保还是有些失望———本来想把“欠”二组的3万多元都拿到手的。而据徐祖保所知，省有关部门下拨的相关资金10万元已经到达县里。

　　不过，让徐高兴的是，政府仍然为村子里提供了1000份的乙肝疫苗。0-7岁儿童都得到了接种。

　　他不满足这个，他希望当地村民尽快改变混吃混用的习惯；政府对村民卫生常识教育缺失已久的课也需尽快补上。

　　“没有这些，再多的疫苗也没用。”徐说。

　　医疗困局：无法麻醉的现实

　　兴旺村原属于监利县周河乡，2001年，周河乡在欠下天文数字的债务而无法运作后合并到现在的汴河镇———当地老百姓称之为“乡破产了”。

　　原周河乡拥有的公共卫生机构破产关闭后，被民营老板建成了纺织厂。

　　周河乡公共医疗机构的丧失，促成了个体诊所的成立。现在整个周河行政责任区的集镇上，有5家诊所。“我们根本没有接过一个乙肝病人，也不卖治疗乙肝的药物，没有人敢在熟人这么多的地方买药。”一个个体医生说。

　　谈到以前的公共卫生机构，他说当时医院里设备很齐全，有B超、X光等。

　　据监利县志载，1991年周河乡卫生院门诊30501人次，住院2024人次，业务收入20万。

　　兴旺村只有一个乡村医生张作奉，他只是负责医治头疼脑热之类的病。

　　在村诊所的房间里，墙上挂了一行各种病情求诊人员的档案记录。张作奉说，村里即使有人得了乙肝，也不会来这里医治，“怕别人知道，这里也没有条件！……”

　　离兴旺村40多分钟车程之外的是汴河镇卫生院。2002年8月开始，汴河镇卫生院无法运行关闭4个月，从2002年11月17日开始改制，实行承包，成立经济合作实体，重新开张。

　　即使如此，医院仍然步履维艰。

　　据该院办公室主任郑德斌介绍，汴河镇卫生院虽然“承包”，但依然要承担政府职能———疾病预防。2003年镇政府预算对镇卫生院公共卫生的投入为9万元，到目前只到位5000元。SARS期间，汴河镇投入2800元，院方支出3万元。10月份，卫生部专家组织的“查早期胃癌”的检查中，镇里支出500元，院方支出不下5000元。

　　“缺口部分，就成为医院的亏损。改制之后，本来是为了甩包袱，但是现在又背上了更重的包袱！”郑德斌说。

　　本来地方财政的8%应该投入公共卫生建设，但是汴河镇6万人口，一年投入9万元，平均每人1.5元———这笔资金，也因为政府机构运转资金赤字而无法到位。

　　兴旺村目前财政亏损170万元，有欠政府的，有欠高利贷主的。

　　“农民需要最基本的医疗保障。”汴河镇徐幼青副镇长说，他是被媒体曝光后的兴旺村复兴计划的主要负责干部。

　　农村，需要庞大资金和良好的医疗体制，乙肝已经让兴旺村无法经受更大的负担。

　　从医30年、“负责卫生防疫”的兴旺村卫生室的张作奉医生感慨地说：“农村还是搞合作医疗体制好！”说完他笑了：“我真是瞎说，农民这么多……”

　　2004年1月7日，当记者离开兴旺村的时候，村里传来一阵阵鞭炮声。

　　徐祖保兴奋地告诉我们，这是兴旺二组农历羊年惟一的喜事———一个新郎娶妻。2004年1月8日，他们家要摆喜酒。几个方桌已经放在房外的空地里。要知道，兴旺村在数年的时间里，没有喜庆的鞭炮。

　　“她这新郎也得了乙肝……”徐祖保说。2004年的兴旺村，到处存在着没有改变的现实呈现的隐患。

　　所幸的是，政府正在作艰难而漫长的努力。政府拯救兴旺村的蓝图和计划，需要踏踏实实地实现。

　　吕又平在船上等待，吕黄平在地上等待。当地政府也在渴望着。(作者: 江华 曹海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