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年早逝的青年科学家胡可心:将生命融入事业

英年早逝的青年科学家胡可心:将生命融入事业

  将生命融入事业

  ——追记英年早逝的青年科学家 胡可心

  (新华社记者 张景勇)


  38岁,他已是中国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助理,这一连串的“光环”足以令人敬佩与羡慕。

  38岁,风华正茂,一个没有被世界科技难题所吓退的坚强生命,却被病魔无情地吞噬,人们无不为之扼腕叹息,甚至埋怨命运的不公。

  人们谈论的是青年科学家胡可心,这位青年俊才、优秀共产党员在2001年底病逝时年仅38岁,而当发现自己已是肝癌晚期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毅然将诊断书偷偷锁进保险柜,直到把科研工作安排妥当。

  “所里还有需要我做的工作”

  1963年出生于山东的胡可心,20岁时就考取了中科院声学所的研究生,1986年获硕士学位后留所工作,1998年被特聘为研究员,1999年任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首席科学家助理,2000年任声学所数字与系统集成技术部代理主任、博士生导师。

  然而,胡可心的成长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其中也充满着种种诱惑与选择。正如胡可心的导师、中科院院士侯朝焕所说:“胡可心所学的专业有很好的市场前景,这种专业人才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炙手可热,我有的学生自己开公司,已有了上千万元资产。当然,在数字信号处理研究领域卓有建树的胡可心,同样面临着如何选择人生之路的问题。”

  1996年前后,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一些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也纷纷“下海”。当时,一家外资高技术公司向胡可心抛出“绣球”:以60万元的年薪聘请他任公司总系统师。但胡可心却平静地回绝了对方,理由非常简单:“所里还有需要我做的工作。”

  “数字与系统集成技术部一度科研经费紧张,奖金也发不下来,很多研究人员都离开了。胡可心因为科研工作需要留了下来,并担起重任,身兼三个学科领域的工作,虽然有一定难度,但他毫无怨言,凭借扎实的理论基础、丰富的工程经验及独特的创新精神,很快就撑起了三个学科领域的科研任务,这充分体现了胡可心的科研能力,以及扎根科学事业、以民族大业为重的精神。”侯朝焕对自己的弟子很是赞赏。

  了解胡可心的人都知道,他所看中的不是金钱,而是为国家和人民干一番事业。事业,在他心中无疑是最重要的,也是他的目标与乐趣所在。因此,他在国家需要和金钱面前的选择,是自然的、顺理成章的。

  “请把靠楼道的窗户封上”

  承担着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信息领域的核心关键技术研究任务,还有其它重大研究课题,以及平时的管理工作,胡可心的科研任务和管理任务非常繁重,他的敬业奉献精神同其突出的科研能力一样,也是人们有目共睹和由衷敬佩的。

  胡可心的导师和同事们不会忘记,在申请国家重大基础研究项目的日日夜夜,作为此项目的关键人员,胡可心和大家一起紧张工作。胡可心和同事们的心血没有白费,这个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七轮严格评审和筛选,在1999年10月项目正式立项,侯朝焕院士为此项目的首席科学家,胡可心则为首席科学家助理,协助首席科学家负责项目的全面工作,可谓责任重大。

  为中科院声学所办公楼装修的工人们也忘不了,这是一个要求把自己的办公室窗户封上的“怪人”。那是在2000年装修办公室时,胡可心让人把工人叫来:“你给我的窗帘上加一层不透光的红绒布,并把靠楼道的窗户封上。”他还买了一个台灯,让人晚上从楼外面看窗户透不透光。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晚上偷着加班而不受干扰,因为声学所为照顾科研人员的身体,规定晚11点以后办公室必须熄灯。如果没有人催,胡可心时常是一个通宵接一个通宵地工作。

  “满脑子想的是工作。”这是胡可心的妻子朱晓红对丈夫的评价,“有一次过节,所里给职工发了花生油,他随手放在了办公室。家里没油了,催他几次把油拿回家,每次他都嘴上答应着,可回家时却空着手。因为他的心思根本不在这上面,最后还是我去所里拿回来的。”

  “做事一定要深,做人一定要浅。”这是胡可心挂在嘴边的话,他一心扑在事业上,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只要能工作就行了。”这或许就是胡可心对生活的“最高要求”。

  “如果再给我3年时间……”

  “如果再给我3年时间,我就能和同志们一起把项目做完,那将死而无憾。眼下正是需要人的时候,我还不该走,不能走。”病危中的胡可心仍然惦记着他所负责的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2001年9月1日,感到身体不适的胡可心独自去医院体检,“肝癌”!这无疑是晴天霹雳,但胡可心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想着如何把重大科研任务安排好,唯恐因自己住院影响科研进展。他没有回家而是直接来到办公室,毅然决定把诊断书锁进保险柜。

  妻子朱晓红在晚上的电话中才得知丈夫身患绝症,难过、着急的妻子一次次来到胡可心的办公室,哭着让丈夫去医院检查,而胡可心却说:“项目这么大,课题有那么多节点,我不能一走了之,不交待清楚怎么行?我忙过这几天就去检查。”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胡可心夜以继日,把科研任务分配到组,落实到人。直到有一天,胡可心对妻子说:“我把这一段工作和每个人的任务都安排到明年2月,这样我就可以住院了。等开完刀,2月一出院就接着干,等于一点没耽误。”

  “那段时间,胡可心在办公室从早忙到晚,给大家布置工作,仔细交待需要注意的问题。在与大家谈话时,他经常靠在沙发上,满头是汗,我们还以为是天气太热,谁想到他竟得了这种病。”回忆起胡可心病后的日子,同事们痛心不已。

  当胡可心住进医院,已是9月11日了。

  可住进医院的胡可心,并没有安心养病。一位常去探望他的同事回忆说,当时病房里一边是为他治病忙碌的医护人员,一边是忙着通过电话探讨工作的胡可心。人们在事后清理胡可心的办公室时才发现,他为了工作,早在住院前就已把办公室电话转移到手机上。

  第一次手术很成功,经历了10多个小时手术的胡可心一苏醒就提出要三样东西:手机、收音机、抗癌药。一直在身边陪伴他的妻子知道,他十分挂念自己的科研项目,他最需要的是手机,因为有了手机他就可以和同事们联系,了解项目进展情况。

  尽管尽了最大努力,但由于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机,医生最终没能挽回他的生命。声学所失去了一位科研项目的优秀带头人,国家失去了一位很有才华的优秀青年科学家。

  胡可心生前担心的只是科研事业,在生活上从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在病重住院期间,胡可心提出弄点野菜和上面糊蒸着吃,还特别请求从家乡赶来照顾自己的父亲一定要亲自动手,胡可心吃完一碗后,剩下的让父亲全吃了。当时父亲并没有在意,后来才明白了儿子的良苦用心:常年在外,异常思念家乡;孩儿即将离去,以后老人家不能指望儿子尽孝了,千万不能给组织提要求,添麻烦……孩子是用这种独特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大忠”和“大孝”啊。

  (《人民日报》2002年07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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