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老百姓“看病难”①在医院旁的地下旅馆倾听那看病难的故事

视点独立调查①
在医院旁的地下旅馆倾听那看病难的故事
调查老百姓“看病难”⑴

　　这是一方从不被都市人们所注目的天地。这里没有大堂副理的微笑，没有要小费的行李员，没有供私人用的卫生间，甚至没有24小时的热水澡，然而，还是不断有人从城市周边的四面八方涌来，在这里寻找栖身之所。为了看病，他们只要求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他们埋怨旅馆放了台9寸的黑白电视机，而提高了3块钱的房费；一名搬了几次房间还嫌“太贵”的金华肿瘤患者抱怨餐厅没有低于3块钱的快餐，使他一边做化疗，一边只能吃方便面“补充营养”。

不知从何时开始，杭城大医院周边的深巷里弄多了许多低档的个体旅馆，它们普通得像秋风中的一片落叶，每个从门口经过的都市人们决不会有兴趣多看它一眼。然而，这里总是人流熙攘，挤满了从全省来杭城看病的低收入人群。他们呼吸着污浊的空气梦想自己走向健康人生，他们吃着咸菜馒头顽强地渴望着生命的延续。

然而，他们在拿出全部积蓄希望得到起码的医疗服务时，有时却还要遭到种种不公平的对待。日前，记者走进这些昏暗的地下旅馆，听他们讲述那“看病难”的故事。今天，由省政协、省纠风办等牵头召开的“医药收费听证会”将在省府7号楼举行。请读者继续关注我们发自听证会现场的调查老百姓“看病难”②：倾听。

　诸暨老刘夫妇：我们住不起8块钱的旅馆

　　记者看到老刘时，53岁的他正独自一个人坐在医院11楼的楼梯口发呆。已经是11月25日下午的四点多了，快到吃饭的时间，不时有穿白大褂的人从他身边经过。老刘侧过身子，手里头紧紧地拽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放着的是27岁的儿子的病历卡。

在杭州许多大医院附近的廉价招待所和地下旅馆里，住着许多像老刘这样的“陪护者”，他们像候鸟一样在医院和旅馆里来回奔波。一个由地下坑道改成的小旅馆老板告诉记者，这些病人家属每天清晨就起来赶到医院照顾病人，每天晚上很晚才回到这个“临时”的住所，有些人一住就是一个多月。老刘和妻子就住在这家旅馆，每个晚上要花8元钱。

老刘和妻子在旅馆里住了七八天了。儿子腿里长了一种胎瘤，有六七年不能下地走路了。在老家诸暨检查不出具体的病因，说杭州的大医院医生水平比较好，就特意赶到了杭州。老刘告诉记者，看病花去了1万多，身边实在没钱了，老家的亲戚朋友也借不到钱了。8元的旅馆费在他们的眼里也还是有点贵，昨天晚上他们就在医院的门檐下坐了一个晚上。

儿子是在三个星期前开的刀，手术很成功。老刘说，医生看他们实在没钱了，就减免了一部分的手术费，老刘夫妇俩非常感激。他们告诉记者，杭州的医生水平好心也好。但是，摆在他们面前的还是缺钱的困难。

到杭州一个多月了，老刘没吃过一顿饱饭。儿子手术后需要营养，他们就狠狠心到小饭店里烧了点菜，“鱼头汤就要15块钱，很贵的”，老刘的妻子心疼地告诉记者。

25日晚上，北方的冷空气已经开始影响杭城了，老刘和妻子为了省下8元的旅馆费，就拿着家里带的被子坐到了医院南门的台阶上，两人背靠着背取暖。老刘的妻子说，那一夜，街上的梧桐落了一地的树叶，她一个晚上也没合过眼。

记者点评：杭城的冬夜，许多市民都在温暖的被窝里香甜地进入梦乡。而许多像老刘这样的病人家属们，却只能在阴冷的地下旅馆甚至是街角上忍受着饥饿和寒冷的双重煎熬。因为他们的身分是外地的农民。

其实，不仅是农民，在我们这个城市中也还有许多维持在温饱线上的城市贫困人群。因为种种原因，他们生活在现行医疗体制的边缘，他们的健康正遭受贫困和病痛双重折磨。改革现行的医疗保障体制，将每一个人纳入其中是当务之急。目前杭城正在探索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全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扩大医疗救济和医疗救助的范围与对象，从居民、农嫁居人员向农民以及非杭州户籍的低收入务工群体逐步推进。关心弱势群体，对特困、低保、困难人群的医疗问题，杭州的市级医院已经在推行“四免三减半”的举措。我们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及早地享用到“大病确有保障”带来的好处。

　　金华肿瘤患者：熬过无病可看的双休日

11月27日掌灯时分，从金华来杭看病的朱锦新和妻子正拖着疲惫的身子，从医院放疗室里出来，在一家省级医院后面的小巷里缓缓地踱着步。除了医院，这条小巷是他在杭州最熟悉的地方，他就住在小巷尽头一家简陋的小旅馆里。来杭一个多月了，每天在医院和旅馆“两点一线”来回成了他生活的全部。

在一扇铅灰色的铁门前，朱锦新停了下来。他指着“杭州食品开发公司招待所”的牌子对记者说，这就是他们住的旅馆。掀开挂在门口的布帘，经过一条兼做餐厅的昏暗过道和晾满衣服的狭窄走廊，便到了他们住的房间。

这是一间只有三四平方米的狭长小房间，紧挨着这个旅馆里惟一的公共女浴室。一张单人木床紧贴着一侧墙壁，只留下够一个人通行的过道。床头的一张桌子上摆着一台9寸的黑白电视机，旁边一个塑料袋里装满了药和输液的药水。

朱锦新是金华市周村乡皂里村人，前些日子被诊断出得了肿瘤，在当地医生的建议下，转到了浙医二院，住进了口腔科病房。“在这里住了10天院，总共花掉5557.67元。”出院已经整整一个月了，朱锦新对到杭州后花的第一笔“巨款”记得分厘不差。

第一次来杭州看病，老实的朱锦新满以为拿着金华医院的化验报告让医生开处方就行了。但是，按医院的惯例，所有的检查全部要重新来过。这一来，他花了3000多元。这是他最心痛也是最想不通的，为什么一样的检查在金华做了，在这儿还要再来一次！而化验结果正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淋巴瘤。为了省钱，夫妻俩先是住在旅馆厕所边上的36块钱一天的双人房。住了四五天，两人觉得还是太贵了，又找旅店的老板说情，好说歹说才换成现在住的这间单人间，两个人在小床上挤着睡，但价格只要24元。

刚刚做完照光的朱锦新告诉记者，他要做28次放疗，6次化疗，带来的3万元就要用完了，他正犹豫着还要不要继续化疗。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目光空荡荡的，面色苍白的妻子一句话也没说，站在一旁直抹眼泪。

朱锦新说他曾经有好几次真的不想活了。一次化疗前，医生给他打了一剂400多元的针，回到旅社那一晚，他头痛欲裂，真是生不如死。第二天一大早去医院检查时，他才发现是医生未给他开一种化疗前吃的缓解疼痛的药。

第二天就是星期六了，“医院里每个双休日都是休息，我们没办法看病，只能在旅馆里干等着。”朱锦新说，杭州本地人还好，可是像他这样的外地人又要支付额外的住宿和生活费，每次他都只能在病痛中度过这最难熬的两天。

记者点评：对其他医院或同一医院其他部门所作的检查结果“不认账”，医院这一“行规”让朱锦新多花了3000多元而一直想不通。从医院的角度说，这是为了确保患者的安全。可是，是不是每一项检查都有重复的必要？我们的医院有没有想过：不必要的重复检查，不仅是对医疗资源的一种浪费，对患者又额外加重了负担。

疾病让朱锦新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身体上的痛苦，在这个过程中，除了陪伴在身边的家人所能给予的慰藉外，先进的医疗仪器、医生正确的医疗指导都必不可少。如果医院的照光机能够再多几台，如果医生能更及时地为他开出缓解疼痛的药物，也许朱锦新的疼痛会减轻许多？

另一个困扰“朱锦新们”的问题就是，外地病人在双休日无法看病。按照国家机关作息时间运作的医疗机构，无法忽视的是这些外地病人实际存在的痛苦。

　　开化不孕夫妻：我们上了“医托”的当

碰到林建明夫妇是在市一医院斜对面的工人旅馆里。他们刚从开化坐车过来。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旧西装、皮肤黝黑的林建明领着妻子来到这家门面是小卖部的旅馆前，有些生硬地问店主：这里是不是工人旅馆。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们没有半点犹豫，也没有要求先去看一下住宿环境，就按照店主的要求，掏出身份证登记住下了。

这是一个废弃的防空洞，悬在头顶的昏黄的灯光摇摇欲坠，排气扇在耳边呼呼地叫着，一排床铺贴着墙壁，只留下窄窄的走道。没有了冬日暖暖的阳光，这个由地道改造成的旅馆有些阴森。旅店老板告诉记者，经常会有从外地来杭看病的人住在这里，花8块钱睡一晚，一大早再去医院照顾病人，晚上10点多再回来。

林建明今年已经41岁了，但是和妻子一直没有孩子，这次已经是第二次来杭州看不孕不育症了。

“去年我们来过一次，想找的医生没找着，反而上了医托的当。”林的老婆用带着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向记者讲述了被人骗的过程。当时她手拿病历在门诊楼大厅外等，身边的一名妇女与她搭腔了，“大姐，你得的什么病呀？”那个女人很热情地帮她拎东西，让她一下子放松了警惕。那个女人告诉季的老婆：“我姐也得过这病，好几年了，治不好，这不，前些日子，朋友介绍了一位从人民医院退休的老中医，现在XX医院做顾问，人家给了几副药，这不，才过了一个多月就怀上了。”

林的妻子说，当时早就被她说得晕了头，心想没准还真遇上神医了呢，便起身随那位妇女走。

“那个女人带着我七拐八拐的，到了一个小巷子里，突然有一个穿白大褂的人推着自行车从一个院子里出来。”林的妻子回忆说，当时那个女的把“白大褂”叫住，说就是他治好了她姐的病。就这样，林的妻子当场就掏出了准备治病用的800元钱。回到大医院后向医生打听，才知道根本就没有那名退休老中医，那几副药也全是一些清热解毒用的普通中药，价值也就几十元。

“去年没碰上，今年再来。”林建明拿出一张省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门诊时间表，那是他去年来医院时拿的。他指着上面一位医生的名字说，“我要找的就是这个周医生，我没见过她，但听说她医术很好的，能治这病。专家嘛，总是能看好的。”林建明沉默了半晌，有些担心地说：“就是不知道她是哪天看门诊？明早先去挂号再说吧。”

记者点评：记者第一次走进一家坑道旅馆时，老板狐疑地上下一打量：“你们别是‘医托’吧？”“医托们”就这样游荡在这些廉价旅馆的周围，寻找“猎物”。“专家嘛，总是能看好的。”林建明的这句话不由让我们反思：有一些可恶的“医托”，就是利用患者“病急乱投医”的心理，打着“专家坐诊”的幌子，屡屡让那些缺乏医疗知识、信息不通的患者上当。医疗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了医托市场在各大医院附近的“繁荣”。在这些医托的身后，是一些不法医疗机构，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置病人的健康而不顾。病人损失的可能并不仅仅是钱财，更有可能是治疗疾病的宝贵时机。

在打击这些不法医疗机构的同时，如何让各种有效的医疗信息及时顺畅地传达，仅靠卫生行政部门够么？谁来落实这些管理空白点？（文中林建明为化名）

　来源：钱江晚报　作者：本报实习生　章超　本报记者　林艳妮　陈欣　本版摄影　林云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