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万单位干扰素出厂价仅4元

　　最近一期的《南方周末》刊发了一篇题为“生物赌局”的文章，文中披露深圳科兴100万单位干扰素出厂价仅为4元，到批发商那里就变成了27元，再到医院又会加更高的价。可想而知，300、500万单位的干扰素差价也有好大！

　　得了乙肝本身就够惨的了，很多人根本没有足够的钱去治疗，还要遭受这些中间商的层层盘剥，我们在此强烈呼吁国家有关部门应当尽快理顺药品购销体制，避免暴利现象产生，让患者得到更多的实惠！

　　小山2002-5-20

　　文中有关内容摘要如下：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侯云德研制的能有效治疗肝炎的α1B干扰素，是国内惟一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药物，他把这个技术给了深圳科兴和北京三元两家公司。

　　深圳科兴可能是国内最好的生物科技公司了，它每年的销售额曾达到上亿元，但现在情况正发生改变。由于市场上99％的患者用不起药，另一方面生产企业生产线开工率严重不足，去年沈阳三生率先挑起降价战，迫使科兴不得不大幅削减利润空间，而此时它正面临投资建设生物谷和归还贷款的压力。

　　不久前，科兴的销售副总辞职去了成都，公司一位女士对记者说：高层正在变动，不便接受采访。而业内传说，沈阳三生的销售副总也因病离开了。这不能不算是个危险的信号。

　　侯云德对这种局面也感到很无奈，他说：这是高技术低水平重复，一方面竞争激烈，另一方面其实按成本来说算暴利，但都给中间商赚去了。比如干扰素100万单位批发价要卖27元，而出厂价仅为4元。所有的医药公司都要提取30％，医生也要拿红包。

　　附全文如下：

　　生物赌局

　　□顾策

　　尽管生技公司的前途迷雾重重，但生物科技领域现在和将来都会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吸引着投资者。出场的有深居简出的科学家、腰缠万贯的投资商，还有上下求索而一无所获、在绝望中把实验室里的设备统统砸碎的失败者。

　　“远大前程”与“艰难时世”

　　前些日子，深圳微芯的首席科学官鲁先平丢下实验室里的瓶瓶罐罐，启程前往上海，与复星实业和江苏吴中两家上市公司讨论即将推出的治疗Ⅱ型糖尿病药物的项目合作问题。

　　一年前，鲁先平和4个华人科学家从美国回来，希望通过生物芯片技术快速筛选出更有效的创新药物。尽管深圳微芯的身后站着香港新世界、北京博奥等实力雄厚的6家股东，注册资金达600万美元，但由于新药研发仍无法在最近的几年内带来收益，他们不得不去寻找更多的资金来源。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侯云德是这家公司的科学顾问，他在去年向鲁先平透露，国家近几年在鼓励创新药物研发方面有上亿元的投资。然而，去年深圳微芯进入国家863计划的申请被拒绝了，鲁先平虽然心里很不是滋味，但还是打起精神去寻找地方政府的支持。

　　除此之外，鲁先平更想取得上市医药企业的青睐。

　　深圳微芯可能代表了中国众多的生物科技公司所共同面临的处境。

　　它们提供的承诺无比美妙：基因治疗药物可以攻克癌症、糖尿病等顽症，干细胞技术可以为人们提供各种人体器官，市场上将出现含有人类所需药物成分的牛奶，通过生物芯片技术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可以发现一种更有效的创新药物……

　　然而它们现在急缺资金。它们像一台台无法停转的机器，在国家、地方政府、上市公司、风险投资商投入第一轮创业资金后，现在需要更多的资金来维持机器的运转。

　　已投资3000万元的北京科宇联合干细胞生物科技公司，在一项用于治疗因角膜干细胞缺失而引起失明的角膜干细胞移植技术申请临床后，也正准备展开下一轮融资，以吸引更多的资金进入具体的项目中来。

　　但这些公司拥有“远大前程”的同时，无法回避眼前的“艰难时世”。

　　投资者追问的问题是：你能在多长时间内使我看到正现金流？

　　风险投资公司华银国际的副总裁刘红哿说：“我曾经考察过一家基因工程公司，他们已在北京投资1000万元建了厂房，是做基因治疗药品的。我当时就毫不留情地嘲笑他们，你们一分钱也赚不到。因为这个项目太前期了，还没到中试阶段，没有5年时间是见不到影的。5年后谁知道你的技术还是不是领先的。”

　　赌桌旁都是些什么人？

　　自1998年开始，西南证券行业公司部经理张仕元就在这个行当里担当着狙击手的角色，盯着那些生物医药板块里形迹可疑的公司。

　　他曾经是国内一家大型医药企业的基因工程药物的研发人员，在失望退出后，他呆在北京金融街那间办公室里观察着60多家涉足生物科技的上市公司在市场的一举一动，然后适时地在证券报纸上发表文章给以重击。

　　特别是在2000年6月，当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绘制完成的消息公布后，人们一度把这生命探索的第一步误认为最后一步了。这给中国A股市场的庄家们提供了再次出击的机会，6月28日，新黄埔、友好集团等一批与基因概念沾边的股票纷纷涨停。张仕元在《中国证券报》上发表整版文章指出，上市公司在整体炒作生物概念。

　　庄家们最后铩羽而归。“中国最好的生物科技公司都没有上市。”张仕元语气很肯定地说。

　　这种迹象在2000年变得尤为明显。一批小型生物科技公司纷纷崛起，它们是为呼之欲出的创业板而生的。但创业板最后的夭折使市场充满了失望情绪。

　　但不论出于何种目的，上市公司一直是生物科技公司创业资金的主要来源。它们在生物科技的各个领域投下了巨大的赌注。如东阿阿胶就在北京博奥投入了2500万元，全兴股份出资2700万元占据了清华源兴的49％的股份。

　　据统计，通过资本市场投入到生物科技领域的资金已近40亿元。

　　另一股力量则来自于地方政府、大专院校和私营企业。

　　深圳市为了形成地区产业优势，延揽了大批生物科技公司来深创业，其中包括北大未名的科兴、清华源兴、深圳微芯、创世纪转基因公司、绿鹏农科等。

　　在大专院校中，北大、清华形成了两个庞大的企业投资集团，北大未名集团除投资生产基因工程药物的科兴公司外，还在积极投资转基因动植物的研究之中；清华企业集团则仅在北京博奥和清华源兴两家公司身上就投下了上亿元的赌注。

　　一批私营企业也在生物科技领域寻找着自己的一席之地，重庆一家私营企业就在致力于建立干细胞库的北医基因公司注入了上千万元的资金。

　　境外资本同样把手伸到了中国大陆。截至1999年，全球排名前10位的制药公司全在中国落户，排名前25位的制药公司中，已有20家通过建立分装厂、合资或设置办事机构等方式开始抢滩中国市场，参与中国医药市场，特别是基因工程药物市场的竞争。

　　李嘉诚与香港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就曾多次来内地考察。

　　1990年末，李嘉诚看上了北京博奥基因公司，但后来李由于投资回报和股权问题最终没有参与，却返回香港在长实旗下投资10亿港币建立了长江生物科技公司，并称未来几年投资将增至数十亿至一百亿港元。

　　而香港新世界集团的郑裕彤则迅速拣起了李嘉诚丢掉的这个机会，和北京博奥共同出资创建了深圳微芯公司。

　　虽然中国的风险投资公司面临资金规模小、出口少的种种问题，但在2000年4月网络股陷入低潮后，也开始转向生物科技领域。

　　华银国际现在有2／3的投资项目都是生物科技，而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也有1／3的项目在生物科技领域。但它们大多谨慎小心，伺机而动，选择的标准也是国际投资者是否有兴趣———因为它们最终是要把这些公司拿到纳斯达克或香港创业板去融资的。

　　“不经过中试的项目我看都不看一眼。”华银国际的副总裁刘红哿说。北京科技风险投资公司的副总裁徐洪才也承认：“我们投的基本是两三年就能有回报的项目，再晚股东就等不及了。”

　　然而他们能向股东兑现自己的承诺吗？

　　真实的谎言？

　　贺平鸽———大鹏证券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曾是三九医药研究所一名基因工程药物研发人员。从1992年开始，她参与研发的药物是白细胞介素Ⅲ型，但这时坏消息传来，一家生产同样药物的美国公司申报通过美国FDA，上了一、二期临床，发现效果不好。听闻此事后，由于上临床又要投入很多资金，三九放弃了这个机会。于是公司医药研究所的人开始慢慢离开。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一位风险投资商介绍说：大连国际和国家病毒所投资两亿多元成立了一家生产干扰素的公司，建设还没完工，现在大连国际已经不想继续投了。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侯云德研制的能有效治疗肝炎的α1B干扰素，是国内惟一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基因工程药物，他把这个技术给了深圳科兴和北京三元两家公司。

　　深圳科兴可能是国内最好的生物科技公司了，它每年的销售额曾达到上亿元，但现在情况正发生改变。由于市场上99％的患者用不起药，另一方面生产企业生产线开工率严重不足，去年沈阳三生率先挑起降价战，迫使科兴不得不大幅削减利润空间，而此时它正面临投资建设生物谷和归还贷款的压力。

　　不久前，科兴的销售副总辞职去了成都，公司一位女士对记者说：高层正在变动，不便接受采访。而业内传说，沈阳三生的销售副总也因病离开了。这不能不算是个危险的信号。

　　侯云德对这种局面也感到很无奈，他说：这是高技术低水平重复，一方面竞争激烈，另一方面其实按成本来说算暴利，但都给中间商赚去了。比如干扰素100万单位批发价要卖27元，而出厂价仅为4元。所有的医药公司都要提取30％，医生也要拿红包。

　　事实上，投资者对于生物科技公司的前景可能过于乐观了。

　　就在一年多前，人类基因组“工作框架图”绘制完成，这使很多人过早地相信：人类不久就可利用这项伟大的发现通过寻找致命的基因而治疗各种疾病。但现在，人们开始意识到，这个过程可能还很漫长。

　　不久前，正在从事烧伤组织原位皮肤干细胞生理性修复研究的徐荣祥教授从美国回到北京，他的说法令人吃惊：人类基因组图谱就是个伪科学，它作为基因学的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图谱也是真实的，但他们公布的图谱是把基因从DNA的结构上用化学物质洗脱下来，使碱基物质在电容技术的操作下产生的电子走动的曲线，是离体的基因物质在电容技术下的排列方式，而不是真实的体内的排列方式。

　　他使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就像一棵苹果树，每个苹果在树上都有它们的位置，但人们把苹果取下来放在地上排顺序，却根本不知道它是从哪个树杈上掉下来的。

　　即便就是承担了人类基因组1％测序工作的设备精良的华大基因，一位融资专家也认为它很难产业化，他说：我曾经想帮它们做个改制，引进国外投资者，去国外上市，但它们提供的商业模式不是很成熟。

　　（《环球企业家》供稿）

　　黄蓝／BizF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