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抗先:把剩下的生命留给乙肝病人
夫医者,非仁爱之士不可托也,非聪明理达不可任也,非廉洁淳良不可信也。骆抗先就是这样的医者。
他,已经是八旬老翁,但是对待病人,却认同对于自己的亲人一般,无微不至,一丝不苟。除了上班时间,在诊室内认真地为每一位来访病人细心诊断之外,他还将一切可以利用的业余时间贡献给病人。这不,听说了网络的威力,尤其是见识了博客的力量之后,这位八旬老人,居然还赶时髦地玩起了博客,并每周准时为病人答疑解惑,身患感冒也不例外。
在国内病毒性肝炎研究领域,无人不知道骆抗先教授,他不仅是国内最早将PCR技术引入乙肝研究的学者之一,还在研究乙肝变异毒株的生物学作用及抗癌基因对细胞凋亡的调控等尖端领域走在国内或国际同行的前列。
但对于这些成就与地位,骆抗先并不在乎,能牵动他的心的只有病人。
八旬老者开博只为病人更懂乙肝
作为一位老者,作为一位过往对网络毫无所知的门外汉,骆抗先之所以一接触博客,就迷恋上它,完全是出自一位医生高度的责任感。
白天出门诊,晚上写博客——这是骆抗先晚年的生活写照。几年前他首次在新浪开博,开始了他的乙肝网络科普宣传事业,去年更是将他的博客集结出书,成为互联网史上年龄最大的博客出书者。
骆抗先玩博客,并不像一些娱乐明星那样,是为了炫耀自己的衣着打扮,也不像一些网络推手那样,炒作自己。他玩博客的原因,正如他所说的那样:“只是为了方便病人。为了这个目的,我做再多的工作,也不觉得累!”
现在虽然已经是80岁的高龄,但是骆抗先依然每周回答网络上30个病人的提问,即使身患感冒,依然坚持,从不间断。
为此,他的博客,访问人数已经突破500万!
纵观骆抗先之前所取得的成绩,也是完全与病人的需要有关。骆抗先之所以选择将乙肝作为研究方向,完全是出于一位医生的责任感——我国约有10%的慢性无症状乙肝病毒携带者,广东省比例更高达15%至20%。
为了摘掉中国是“乙肝大国”的帽子,他选择了病毒性肝炎研究,为揭示乙肝的发病机理,他默默无闻,踏上了寻求真理的艰难跋涉之路。他先后发表论文106篇,独立完成85万字的《乙型肝炎的基础与临床》巨著,主持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课题等一批又一批高水平的研究项目,先后获得省部级二等奖以上科技成果奖6项,国家二等奖一项。他创建并主持的肝炎基础实验室被确定为广东省及全军重点实验室。中央军委还发布通令,为骆抗先教授荣记二等功,表彰他的先进事迹。他还是国内最早将PCR技术引入乙肝研究的学者之一,还在研究乙肝变异毒株的生物学作用及抗癌基因对细胞凋亡的调控等尖端领域走在国内或国际同行的前列。
专注调查研究让更多人受益
“成功=99%的汗水+1%的灵感”。这句话用在骆抗先身上,十分恰当。
“比起同行,我一算不上聪明,二没有更多的创新和突破,我是在我认准的路子上,以不懈的努力和勤奋前行罢了”。骆抗先如是说。
据他的老伴介绍,骆抗先教授自打1954年大学毕业以来,没有休过一次假,即使在节假日,他也大都泡在病房和实验室。而就在他这种执着而艰辛的努力下,原来条件一般,曾一度被讥笑为只有几个瓶瓶罐罐的南方医院肝炎基础实验室,已先后为十几个省市的数十家科研机构和医院培养进修生、研究生,并开展合作项目,不断派技术人员出国进修学习,如今已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并被广东省和全军批准为重点实验室。
1996年底,某军事学校700多名学生转氨酶不明原因地增高,疫情面达61%,其中有20多人因感染严重被送进部队医院。总后勤部卫生防疫部门马上责成一医大(南方医科大学前身)派专家去现场调研和协助防治工作。身为全军传染病专业组组长的骆抗先到达疫区后便一头扎进调研中,每一环节都亲力亲为,他先是同当地防疫人员做好控制疫情工作,对疫区进行消毒,查看病人的血清和粪便样本,排除了食物和农药中毒的可能性。
“驻地有外训基地,会不会是西方病种传播?”对于病源,骆抗先做出了许多大胆的设想:“或因为附近放射源的泄漏,经调查和检测现场的有机物。”然而,经过验证,这些假设被一个个推翻。接着甲肝、乙肝、丙肝等肝炎也一个个被否定。
到底是什么东西在作怪呢?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骆抗先还在一点一点地收集病人大便和血清标本,还在病区看着他的病人,给他们带去初春里最温暖的阳光。回到广州后,骆抗先和章廉教授组织攻关小组,经过一年多动物实验和分子病毒学实验,在尝尽了失败连着失望的痛苦之后,终于鉴定出一种新的病毒基因组成段,在病人急性期和潜伏期,其粪便有85%的检出率。这是继甲型和戊型肝炎后发现的世界上第三种经胃肠传播的肝炎病毒。这一重大发现,为进一步确定其病毒肝炎归属,研究临床表现和探索预防方法开辟了新的途径。
病人是骆老最重要的牵挂
将病人挂在心上,记在脑海中,是骆抗先家人对他对大的“埋怨”——因为,即使在出游的开心日子里,骆抗先总也不忘给病人稍上一些实惠的东西。
1999年4月23日,骆抗先应邀到昆明作“乙肝病人的干扰素治疗”学术报告。当地安排骆抗先到西双版纳旅游,可是骆抗先作完报告后,便立即离开了昆明,赶回广州,因为他还有个铁的规矩———星期六上午出专家门诊,他不能让等了一个星期的病人失望。
每当看到骆抗先很关心地问病人的花费,常询问外地的病人坐车来广州要多少钱,住旅馆要多少钱,在当地买药多少钱,认为花的多了就皱着眉头直摇头。
有一回,时间都已到上午11点40多分了,快到下班时间了,有个外地口音的农民夫妇还冲冲赶来,此时专家号早已停号,他们在诊室门口张望一下,看到还有几个病人在排队,正要离去,骆抗先叫住了他们,仔细为他们诊断了病情,还假装生气地对他们说:“今天来了看不到病,在广州住下得花不少冤枉钱啊,说不定还延误了病情,你们这些孩子。”
多少年来,他已经养成了习惯。每次外出归来,他都要到病房走一走,看一看;哪个病号的病情严重了,他宁肯等病人的病情稳定后再走;哪个病号的病情复杂,他要与同行研究出最佳治疗方案后才肯离开。
有一次,住院部来了一个产后急性黄疸的病人,当骆抗先教授去病房看到那位病人因为欠费用不上药时,二话不说,带头捐出了身上所有的500块钱,还对其它医生说:“人生在世,谁个没有困难的时候啊!”其他医生都被他的真诚和爱心感动了,纷纷解囊相助,终于让那位产妇及时用得上药,他才深深地放了一口气,清瘦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了笑容,同时却也留下了一声深深的叹息:“唉!什么时候,中国才能让每一个病人都看得上病啊!”
为了病人的健康,他奉献出了一切。范仲淹曾经说过:“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大抵不过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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