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玉梅:我的科学之路

我的科学之路

  闻玉梅1934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原上海医科大学)。长期从事医学微生物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是研制治疗性乙肝疫苗的开拓者之一。现为复旦大学医学院教授。

哺育与启蒙

  家庭是个人成长的摇篮,而父母则是子女人生的第一任“导师”。母亲桂质良出身书香门第,1921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清华留美学堂,赴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后在约翰霍布金大学医学院取得博士学位。在威尔斯利女子学院求学期间,母亲以优异的成绩荣获“金钥匙奖”,获得了一枚珍贵的金钥匙。在我初中毕业时,母亲将金钥匙转赠给了我。从母亲成功的例子中我感到:只要肯拼搏,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只要肯努力,中国人照样可以取得辉煌的成就——这就是母亲交给我的“金钥匙”。

  当我5岁时,父亲因肺结核久治不愈离开了我们。母亲强忍悲痛,行医、兼课,拉扯着姐姐和幼小的我,硬是撑起了一个家。为了分担母亲的负担,我在小学六年级时就利用晚间为同学补习英语,补贴家用。当时,挣扎在生活温饱线上的我不自觉地走上了努力学习知识的道路。通过党和学校的教育,白求恩大夫和居里夫人成为我最崇拜的学者,我起初的“努力学习为母亲减轻负担”的想法开始逐步转化成“努力学习,为祖国、为人民争气”的抱负。

  成长与成熟

  1956年我大学毕业,正值全国首次“副博士研究生”招考,我被上海第二医学院录取,在余贺教授名下做研究生。以后,我又先后师从林飞卿教授和谢少文教授。老师们不仅传授知识,还教导我如何做人,使我领悟出从事科学研究的严肃性、艰苦性和其中的无比乐趣。

  1978年我被首批选派去英国伦敦大学卫生与热带病研究所进修三个月。通过日以继夜地刻苦工作、学习,短短三个月,我与同事合作完成了一篇论文并在国外发表。回国时,我带回了细胞株进一步研究,并通过办学习班无偿提供给国内其他实验室,以求将这一实验工具在全国普遍开花结果。此外,我还上交了部分生活费给国家,并为教研室购买了一台低温冰箱和一台幻灯机。

  几十年来,我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保持与国外专家的联系与协作。当年,在英国指导我工作的ColinHoward教授现已成为我的挚友和合作伙伴。1992年,我们与美国著名病毒学专家合编了英文版《中国病毒性肝炎:问题与对策》,由瑞士公司出版,世界范围发行。据此,我们的肝炎工作取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从1997年起,我连续被聘为欧共体—发展中国家项目申请评估专家,直至2004年。我就像海绵一样,在国外尽量吸取营养液,回国后要尽量挤出营养液,肥沃祖国的土壤。

  选定目标,勇往直前

  我选择了我国乙肝病毒持续性感染的机理与对策为重点研究对象。基础研究需要长期的积累与探索,很难短期出成果,也较难获得资助。为此,我在研究机理的同时与临床合作,将研究分为长、短线两大类:短线研究需密切联系乙肝的诊断、预防与治疗;长线是最终目标,通过阐明机理,提出治疗乙肝的新构想与新策略。为了探讨乙肝病毒能否藏匿在白细胞中成为复发感染的潜伏场所,我们在国家“七五”攻关研究中明确了肝脏是病毒存在的靶器官,应注意导入肝脏的治疗策略。1992年我提出了免疫学分类及治疗的原则,并选择我国最多见的母婴耐受型乙肝患者为重点,在国家863计划的支持下开始进行了为期十几年的研究。

  这些设想与实验都是前人没有进行过的,每前进一步都充满了艰辛。当遇到挫折和难关时,我常常半夜醒来,焦虑不堪。在领导的鼓励、支持下,课题组同事协同作战,终于在鸭动物模型中发现用某种复合物作为治疗性疫苗有较好疗效。1993年,我们创建了用乙肝疫苗及抗乙肝免疫球蛋白组成新型的治疗性疫苗,申请并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目前这种治疗性疫苗已进入临床Ⅱ期研究,初步结果显示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托起明天的太阳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培养和造就德才兼备的学术骨干是长期任务。在“文革”后期,我为“工农兵”学员下乡开门办学时,带着他们早上集体学专业英语,并告诉他们:“中国总是要走向世界的,英语是必须的工具”。十几年来,我坚持用各种方式为实验室的技术员、助教、研究生教专业英语,鼓励他们办“专业英语俱乐部”。

  青年人都有理想、有抱负,但他们缺乏工作和生活的经验,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就需要我们倾注心血,从思想、工作、生活上全面关心他们。我牢记老师谢少文教授的话,“只会教聪明学生的老师不是好老师,只有能使每一个经过你培养的学生都有较大进步的老师才是好老师”。现在,我培养的学生中已有数人从国外学成归来,成为病毒学和免疫学的学术骨干,我十分欣慰。

  目前,各型肝炎病毒及其致病机理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诊断、治疗、预防肝炎的新思路、新技术还有待探索与建立,我决心继续努力,为祖国、为人民的科教事业奉献终身。

上一篇:北京地坛医院延伸服务:进行出院随访
下一篇:中西合璧治肝病-记地坛医院王宪波